在曼哈顿中城贝莱德总部 43 层的玻璃幕墙内，CEO 拉里・芬克（Larry Fink）凝视着窗外的哈德逊河。这位掌管着 11.6 万亿美元资产的金融巨鳄，刚刚完成与特朗普团队的秘密会晤 —— 讨论如何通过港口收购削弱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正对其发起反垄断审查，而他的阿拉丁系统（Aladdin）屏幕上，实时跳动着全球 21 万亿美元资产的风险数据。
一、贝莱德：从华尔街到全球权力中枢的崛起
核心聚焦：一家小公司如何成长为 “金融界的谷歌”
贝莱德的故事始于 1988 年，由拉里・芬克等八人创立，最初只是一家专注于债券风险管理的小公司。但真正让它 “逆袭” 的，是两次关键机遇：第一次是 2008 年金融危机，美国政府让其处理雷曼兄弟等公司的 2.5 万亿美元不良资产，从此成为 “政府救火队”；第二次是 2010 年后 ESG（环境、社会、治理）投资的兴起，贝莱德将其包装成 “道德投资”，吸引全球资本，仅 2024 年就有 1200 亿美元涌入其 ESG 基金。
创始人拉里・芬克的个人经历充满戏剧性。他曾在第一波士顿因误判利率亏损 1 亿美元，却因此钻研出风险管理系统 “阿拉丁”—— 这个系统如今像 “金融界的 GPS”，全球 1000 多家机构（包括美联储、欧洲央行）用它来监控资产风险，管理规模超过 21 万亿美元。打个比方，如果全球金融市场是一片海洋，阿拉丁就是能提前预警风暴的卫星，甚至能告诉船只该在哪里抛锚。
如今的贝莱德早已超越普通资管公司，成为 “资本帝国”：管理着 11.6 万亿美元资产，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/10；控制着全球 12% 的港口、8% 的电力网络，从美国的高速公路到欧洲的污水处理厂，都有它的身影。更厉害的是，它通过 “绿色投资” 制定规则 —— 比如要求埃克森美孚等石油公司减排，否则就抛售股票，这种 “用资本投票” 的方式，让企业不得不听它的话。
二、贝莱德与美国政府：旋转门机制下的共生关系
核心聚焦：政商如何 “穿一条裤子”？
贝莱德与美国政府的关系，用 “旋转门” 来形容最贴切：政府高官离职后去贝莱德任职，贝莱德高管转身成为政府要员。比如前白宫经济顾问布莱恩・迪斯，曾是贝莱德可持续投资部门的负责人，现在负责制定美国的清洁能源政策，他推动的《通胀削减法案》里，3690 亿美元补贴大多流向了贝莱德投资的企业。反过来，贝莱德雇佣了 84 名前政府官员，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、美联储理事，这些人能提前知道政策风向，帮公司 “精准套利”。
这种关系在危机中表现得更明显。2020 年疫情期间，美联储要救市，但不知道怎么买企业债券，直接让贝莱德的子公司来操作，相当于让 “运动员” 同时当 “裁判”。贝莱德一边帮政府花钱，一边给自己的客户推荐相关资产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更关键的是，它的商业行为成了美国的 “地缘武器”：2025 年收购李嘉诚的港口时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直接下场施压，要求巴拿马修改合同，理由是 “防止中国控制运河”，而贝莱德则承诺收购后会削弱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，这哪里是商业交易，分明是 “国家任务”。
三、贝莱德在中国：扩张与博弈的双重变奏
核心聚焦：外资在中国如何 “既想赚钱又遇阻”
贝莱德进入中国市场很有策略：2021 年成为首家在中国独立设立公募基金的外资，还和建设银行成立合资理财公司，卖养老产品。它重仓中国新能源企业，比如比亚迪、宁德时代，因为看好中国的 “双碳” 目标，甚至和阳光电源合作建 “光储氢充” 项目，覆盖 5 个省。但中国不是 “自由市场”，当它试图收购李嘉诚的港口（涉及中国 21% 的商船运输）时，商务部立刻启动反垄断审查，《大公报》直接批评这是 “披着商业外衣的政治工具”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更是警告 “商人不能无祖国”。
为什么中国警惕？因为这些港口控制着全球 6% 的海运贸易，尤其是巴拿马运河的枢纽港，相当于海上交通的 “咽喉”。贝莱德表面是商业行为，背后却是美国想切断中国的供应链。但贝莱德在中国也有难处：虽然顶着 “全球第一” 的名号，但其公募基金规模只有 40 亿元，占中国市场不到 0.1%，远不如本土的华夏、易方达。现在它转向技术合作，和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研究钙钛矿电池、氢能储运，试图用科技打开突破口，但中国在关键领域（如港口、能源）要求中资控股，贝莱德再厉害也得守规矩。
四、贝莱德与李嘉诚：地缘政治下的资本交易
核心聚焦：一场 “被迫的分手” 与背后的大国博弈
李嘉诚的港口帝国是他的 “摇钱树”，贡献了长和系 32% 的营收，尤其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，每天有大量中国商船经过。但 2025 年，他却以 228 亿美元卖给贝莱德，价格比 2015 年中资报价低 40%，堪称 “腰斩”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施压。特朗普政府放话：“如果李嘉诚不卖给美国资本，就认定他‘帮中国控制运河’，以后别想在美国做生意。”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亲自去巴拿马，迫使当地政府修改特许经营权，让李嘉诚无法续签合同，只能低价抛售。
这场交易暴露了资本与政治的残酷：李嘉诚作为商人，再有钱也抵不过国家力量。中国的反应也很激烈：不仅审查交易，还让国企全面暂停和长和系合作，导致长和系市值蒸发 781 亿港元。贝莱德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？它既是美国的 “商业先锋”，帮政府实现地缘目标，又要承受中国的反制 —— 比如收购后，中国商船可能减少使用这些港口，影响其收益。这说明，在大国博弈中，企业只是棋子，利益随时可能被牺牲。
五、拉里・芬克与特朗普：资本与权力的隐秘纽带
核心聚焦：富豪如何影响总统政策？
芬克和特朗普的关系，本质是 “钱权交易”。2024 年总统大选，芬克个人捐了 120 万美元，贝莱德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又砸了 500 万支持共和党，作为回报，特朗普政府给贝莱德减税超 20 亿美元。但更重要的是政策影响：芬克建议对中国商品加征 10% 关税，理由是 “让中国接受美国的 ESG 标准”，结果 2025 年美国真的对 3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，导致全球市场震荡。他还推动限制 AI 芯片出口中国，直接让英伟达的 A100 芯片禁售，影响中国的算力发展。
两人的私人互动也很频繁，2024 年共进晚餐 12 次，在海湖庄园密谈时，芬克提出 “港口收购 + 科技封锁” 的双轨战略，被特朗普称为 “重振美国的蓝图”。在能源政策上，贝莱德增持美国页岩油企业，配合特朗普的 “能源霸权”，既赚了钱，又帮政府巩固地位。这种关系说明，美国的政策不是 “为民谋利”，而是资本集团在背后操纵，贝莱德这样的巨头，早已和政府深度绑定，形成 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 的利益共同体。
六、资本帝国的全球权力逻辑
核心聚焦：贝莱德如何用 “三种权力” 统治世界？
贝莱德的强大，源于三种权力的结合：
- 技术权力：阿拉丁系统就像 “金融大脑”，能分析全球 2000 多个风险因子，每天处理海量数据，让它比任何政府都更懂市场，甚至能影响央行决策。
- 政治权力：通过旋转门和游说，它能制定规则（如 ESG 标准）、左右政策（如美国的基建计划），让政府成为其 “代理人”。
- 地缘权力：控制港口、能源、科技等关键领域，重塑全球供应链，比如收购李嘉诚的港口后，中国商船的运输成本可能增加，间接削弱中国的贸易竞争力。
对中国来说，这是新的挑战：既要开放市场吸引外资，又要防止关键领域被控制。比如在港口收购案中，中国用反垄断法审查阻止 “温水煮青蛙”；在科技领域，加大自研投入，避免被芯片禁售 “卡脖子”。未来的竞争，不仅是企业之间的商业战，更是国家层面的规则博弈 —— 贝莱德的 ESG 标准、阿拉丁系统的算法，都可能成为新的 “金融武器”，中国必须在这些领域争取话语权，否则就会陷入 “被动挨打” 的局面。
总之，贝莱德的故事告诉我们：在全球化时代，资本早已超越商业范畴，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。理解它的运作逻辑，才能看清当今世界的权力游戏。
